Remainder Book

过去，科学家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个人来完成自己的工作的，但是，我们时代的科学家则需要大量昂贵的装置和一个拥有许多助手的实验室。所有这些他都要通过政府的帮助来获得，或者通过富豪的帮助来获得。因此，他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工作者，而实质上是某个大组织的重要部分。这种变化是非常不幸的，因为一个伟大人物能独立做的事情往往比那些他只是在权力者的帮助下才能做的事情益处更大。

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人类要探索未知的世界，只可能是一条越来越艰难的道路，水晶球和竹签的蒙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还有这样的现象，但不可能改变整个时代了）。当只有政府或者财团才能够负担科学的费用时，除了因为经济紧张和畏惧心理而中止科学研究之外，是否还有一条道路，让民众利用科学带来的民主制止政府和财团作出蠢事。在悲观的人看来，这也许是永远不可能的，除了放弃目前取得的一切我们无路可逃。可我不希望人类这么容易对自己的大脑和外面的世界低头，只要有一点机会，我们就该证明我们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善于自我毁灭。

尽管原始人是一个小社会的成员，他仍然过着一种创造力并不过多的为社会所妨碍的生活。他想去做的各种事情－－通常是狩猎和战争，也是他的邻人们想要干的事情。
如果他是一个具有非凡才能的人，他可以对各种武器作出某种改进，或是发明一种狩猎的新技巧。这些并没有使他遭受到社会的任何反对，相反却受到了欢迎。现代人则过着一种非常不同的生活。他终日的工作就是用一种完全单调的方式去生产某种东西－－它不是作为一份美妙的工作而有价值，而主要是由于它的有用性才有价值。在被高度控制化了的生活方式中，他总是为翌日的种种考虑所纠缠。
在可能另有各种有价值的抱负的人们那里，集中化的结果将把他们卷入与更多敌手的竞争之中，以及不得已屈服于一种过于统一化的嗜好标准。
我们知道得太多而感觉得太少。至少我们对那些产生一种美好生活的创造性情感感觉得太少。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是消极的；在我们积极的时候，就能超度各种琐事。如果生活要想从只是由灾难来缓解的厌倦中解救出来的话，那就必须找到各种恢复个人创造力的途径，这不仅仅是在日常的各种事情上，而且也是在各种真正实质性的事情上。
我们应该让组织有更大得多的变通性，更多的由地方的自治来缓解，而且较少的以它那种非人的强大来压抑人的精神。

组织的目的应该是使个人发挥出他最擅长的天赋，使个人体现出最大的价值。高度制度化的社会可能给创造力提供极高的物质水准和组织能力，然而在另一方面，它又常常是压制个人的。除了我们自己要警惕这种压制，注意使自己不被束缚之外，还得要为创造一种对个人而言更为宽松的环境而努力。这是自由精神和个人解放的希望之所在。

人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其他动物。其一就是他愿意去从事眼下自己并不觉得快乐的各种活动，因为它们是达到他所欲望的目的的手段。

正因为如此，我特别警惕那些自称无欲无求并且能够忍受加给自己身体和精神的许多痛苦的人，他们的目的与别人不同而欲望往往更大意志更坚强得多，如果说人类最大的成就可能是这种人缔造的，那么人类最大的悲剧也会是这种人主演的。

有两样东西造成了以工艺为傲的衰落：略早一些的就是货币的发明，而后是大量的生产。货币导致了用其价格来估价一种物品，而价格是某种非本质的东西，仅仅是作为与其他商品共享的一种抽象。不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各种物品可根据它们是什么东西来估价，而不可根据它们将买到什么来估价。……（对商品来说）重要的不是它的金钱价值，而是利润。

利润不同于本质。虽然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商品的价值也会得到提升，但两者毕竟是不同的。所幸的是，利润并非人们追求的全部，在众人为利润奔忙的时候，总有人在默默的创造最有价值的事物。

最容易和最显而易见的导致和谐者就是战争。在一场艰难困苦的战争中，当民族的自存处于危难之中时，易于劝使每一个人以一种意志来工作，并且如果人们认为政府能够胜任的话，它的各种命令也容易被服从。这就如同船只失事的情况一样。但是，没有人主张把船只失事作为加强海军纪律的手段，我们同样也不能以战争带来民族团结为由提倡战争。无疑地，对战争的恐惧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但是，如果对战争的恐惧剧烈地持续足够长的一段时间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肯定它要导致现实的战争，当它加强了民族团结的时候，也带来了厌倦和歇斯底里。

有多少次专制者以战争为名要挟整个国家，犯下反人性的罪行？然而民众总是一次又一次的自动投入这样的圈套，将责任和权力轻易的交出，胜利的功劳归了专制者，失败的耻辱归了那些现实中或者假象中的全民公敌。

在每一次不幸中，都有一种自然的冲动去寻找一个敌人，把责任归咎于他；每当我们的各种麻烦的原因太难理解时，我们便趋向于求助这种原始的解释。

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心理，不是吗？然而却可能带来很糟糕的后果。如果我们总是倾向于这样做的话，问题永远也不会少，敌人只会越来越多－－除非你把它们统统都消灭－－然而在“我们”当中又会有“敌人”出现…

减少借助于仇恨的潜能，可以有各种办法，最好的办法显然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去医治导致我们寻找出一个敌人的邪恶。当这一点做不到时，普及一种对造成我们的各种灾难之原因的正确认识或许是可能的。但是，只要政治和出版方面还存在着由歇斯底里来鼓劲的各种强大力量的话，这就将是困难的。

可是现在进行歇斯底里的鼓动的媒体和个人反而被认为是“爱国”的。是呀，谁不希望有人站在自己一边坚定的为自己说话（尽管“国家”、“民族”这样的词很可能实际操作起来并不会真的把你这个个人包括进去），把与自己利益有冲突的其他群体都视为邪恶的敌人，鼓动本群体中的每个人战而胜之（而且还要强调毫不留情）呢？
于是鼓励仇恨和残忍的非理性言论被默许了，甚至是受到了很高的评价，狭隘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被当作迎合大多数人敌视心理的良方而得到传播，反过来，受到影响的人又对这类言论叫好。

……我所指的自尊就是骄傲的好的那一半－－被人们称作“适当的骄傲”的东西。骄傲的坏的那一半是一种优越感。自尊将使一个人在与各种各样的敌人较量时，不至于是可怜的；当整个世界都在反对他时，使他能够感到自己也可能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人不具有这种品格，他会觉得大多数人的意见，或者政府的意见是天经地义的。倘若这种情感方式遍及开来的话，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知识上都不能取得进步。
自尊，迄今为止一直是少数人所必备的一种德性。凡是在权力不平等的地方，它都不可能在服从于其他人统治的那些人身上找到。

自卑的人往往容易将骄傲的坏的那一面畸形的发展成为自负和极端的优越感，在这种优越感遭受打击而显出让他感到自卑的身份或地位的时候，他便会恼羞成怒，会用一切手段进一步的掩饰他的自卑，然后攻击一切使他丧失优越感的人或事物－－而道德上的论断和攻击无疑是实现这种目的最为方便、最容易说服自己的手段。
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最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人。对外的极端的优越感的背后，是对内的敏感脆弱的自卑，这种自卑感在一个强有力的专制人物出现的时候很容易就会促成个人抛弃外在的优越感，抛弃自尊，拜倒在这样人物的脚下－－在强力专制人物的领导下，暴力与专制会让他们感到稳定又踏实，原则、道义、责任等等则可以不必再考虑。他们的“自尊”取决于专制者的成败兴衰，取决于被赏赐的特权。

一种民主制度大概会避免这些较为严重的自卑形式，并且能够为保持自尊提供充分的机会。但是，它也可能作出完全相反的事情。

民主制度的基础可以说是建立在尊重个人尊严的基础之上的。平等、自由、民主的观念不像专制主义那样忽视个人的权利，但是据此以为“民主制度”一施行就万事大吉，那就错了…

那些相信人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的人们可能推论说，任何与众不同的意见或者特殊的嗜好都几乎是一种不虔诚，并且将被看作是对群体合法权威的一种应受到惩罚的反叛。只有当自由像民主一样被珍视时，上述轻视才可以被避免。

人应有发表异见的自由，不至于因此被逮捕、被定罪、被诅咒、被隔离、被歧视、被视为危险分子而受到暴力对待。然而，一些总是把“爱”放在口头的人，总喜欢攻击他们眼中的异端，却不是因为这些异端所说的话是虚假的，所作的事是危害他人的。

政府的最基本职能是安全、公平和保护。因为这些是只有政府才能带来的东西。…在其他方面政府的主要职能应当是鼓励非政府的创造力，以及为它在有益的方面发挥作用创造各种机会。

然而在现实中，政府发挥的作用往往是远远超过这个范围的，随着政府的规模一步步扩大，职能一步步扩张，其作用甚至常常是扼杀创造力和独立意识的。
当我们像防备独夫民贼一样不惮以最恶毒的心思揣测、怀疑政府，并且手中握有用以戒备的“武器”－－足够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我们的政府才不至于迅速的堕落成为远超基本职能的专制工具吧？

民族之间的差异，只要不导致敌对，人们就决不应为此而哀叹。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意识到，这个国家有各种我们自己国家缺少的长处，不管我们的祖国是哪个国家，这都是正确的。这同样也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差异，适合于不同职业造就的不同类型的人。个性的一元化以及文化上的千篇一律应使人感到遗憾。生物学上的进化一直有赖于个体或种族之间的先天差异，文化上的进化则取决于后天的不同。当这些差异消失时，也就不再有任何可供选择的材料。在现代的世界里，存在着一种现实的危险，即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在文化的诸方面有着过于巨大的相似性。消除这种危险的最好办法是增加不同集团的自主性。

差异乃是一种可爱的现象。那种妄图把一切都统一到一个标准之下的想法，倘若仅仅停留在头脑中，获得乏味无趣没有想象力的评价是毫不奇怪的，而假若以暴力强制落实这种念头，那么暴力所及之处，创造力和个性的缺失就是可以预见的。
我们鼓励保留尽可能多的语言，我们认为要尽可能的保留民间艺术（即使只能够在博物馆中看到也好），我们认为应当保证信仰自由，我们反对强制推行文化殖民…并非因为那些受到保护的东西能够在当下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而是因为那是一种不至于使我们走进只有一条道路的死胡同的明智之举。

物质利益同精神利益相比，更多的是一个人占有性问题。一个有一份食物的人要提防任何其他人把它吃掉，但一个写诗或欣赏诗的人并不提防另一个人写或欣赏一首同样好的或者更美妙的诗。这就是为什么对于物质利益来说公正是重要的，而对于精神利益来说，所需要的是机遇和一个使对成功的希望似乎是合理的环境的理由。

就好像硬件一般只能够一个人使用（即使共享使用，对每个人来说也不是完全的），而软件则可以通过复制到处流传，人人享用。

在一个权威控制了所有宣传手段的铁板一块的国家里，一个明显表现出创造性的人可能遭受这样一种更坏的命运：不管他是否屈服于法律的惩罚，他都不能使他的观点为人所知。当这种情况在一个社会出现时，这个社会就不再为人类的共同生活贡献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了。
对贪欲或掠夺性冲动的控制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国家，甚至世界国家对生存来说是必需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生活着而没有死掉，我们希望幸福的生活，富有生气的、创造性的生活。对于这一点，国家能够提供部分必要的条件，但这只有当它在追求安全的过程中没窒息大量给生活以滋味和价值的无规则冲动时，才能成为可能。个人生活仍旧有它的适当位置，而且不必过于完全地屈服于各个大组织的控制。在现代技术已经建立起来的世界中，避免这种危险是非常必要的。

专制权威压制思想并且控制思想的传播，这对有创造力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噩梦。思想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即使专制者封锁和监视一切，也无法阻止人们的思想冲破牢笼，为自由的来临悄悄酝酿；然而思想又是最脆弱的东西，因为一旦它无法传播，就只能像跌出襁褓的初生婴儿一般，对一切都毫无能力防备。
当国家成为了禁锢思想的机器的时候，其对人类进步的阻碍就超过了它对国家成员安全保障的价值。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倾向并不总是那么极端，个人如果要享受到一些安全保障，确实是是不得不付出一些自由作为代价的－－可惜的是，总有人把这种想法发挥得过头，以为人们为了所谓的“安全”就一定愿意乖乖的放弃所有的权利和自由。

一方面，安全和公正需要集权的政府控制，而且，如果这种控制要想富有成效的话，它还必须扩大到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另一方面，相反，进步则需要最大范围的发挥与社会秩序不相接触的个人的创造力。

保护它，而又尽量少干涉它…对于政治水准只达到今天这种程度的人类来说，要建立这样一个“世界”政府还只能是美好的幻想而已。

在文化问题上，差异是进步的一个条件。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国家的各种团体，如大学和学会，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价值。

始终统一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差异，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是不能够靠失去独立性的学术团体来实现的。
求同而不存异，就像会导致进化的减缓和停滞，缺少文化多样性也会使文化的发展受到阻碍。

人不是完全自由的，但也不完全是一个奴隶。就一个人所具有的自由来说，他需要一种个体道德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一个整齐划一的集体道德标准。消灭发源于个人自由的道德准则，既是无趣的道德观念的开始，也是道德水准停滞的开始。一个人要经过自己的思考而不是全盘接纳别人的思考，要跟随自己的意志而不是臣服于别人的意志，构建出自己的道德世界。

对法的尊重是任何尚可接受的社会秩序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当一个人视某条法律为邪恶的时候，他有权利也有责任试图去改变它。但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他触犯法律才是正当的。

法律不是万能的，恶法不是一定要遵从的，但这不能成为我们随便就否认法律的理由。

当立法者明智的时候，他们应当尽可能的避免建立这样的法律，即迫使有良心的人在罪恶和法律上的一种犯罪之间作出抉择的法律。

法律应该是活生生的东西，所谓“活生生”，就是它能够随着人类社会的时代变迁而不断调整，其背后的目的在于保护社会的利益，更在于保护个人的权利，更煽情的说法是，法律的目的在于将人性约束在一个不致自我毁灭的范围内，借它自己的手，锤炼它，修正它，呵护它，软化它，充实它，即使让它变得面目全非。倘若所立的法律反而使有良心的人面对正义之途却踌躇不前，最终选择对他个人有利而使人性沉沦毁坏的道路，那么责任不在这个趋利避害的个人，而在于利令智昏或过于软弱或矫枉过正的立法者。

如果人类要向不变得无聊和索然无趣的话，重要的就是认识到存在着各种其价值完全不依赖于效用的东西。

市侩的人总是喜欢问：“这东西/这件事情有什么用呢？”
而我喜欢的人物总是喜欢回答：“完全没有用。”

有的人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的目的就在于生存下来，并且强大起来－－说白了，其最高目标就是现在能够随心所欲，将来能够保证继续随心所欲。

人们并不总是记得，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组织一般来说只属于手段的范围而不是目的的范围。我们的政治和社会思考很容易犯一种谬误，习惯于把一个社会看作一个系统的整体，只要这个社会作为一种秩序的模式、作为一种设计好了的各部分相互整齐地吻合在一起的有机体看起来是令人愉快的，它就是美的。但是，一个社会的存在不是，或者至少不应是为了满足一种外观，而是要给构成它的个人带来幸福的生活。最终的价值正是应当在个人身上，而不是在整体那里被追求。一个善的社会是为了给构成它的成员们谋得幸福生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某种由于自身的缘故而孤芳自赏的东西。
但人们说一个民族是一个有机体时，如果认识不到这个比拟的局限性的话，那么这个比拟可能就是危险的。
……
只有个人才是善恶的承担者，而人的任何单个的部位或者人的任何集合都不是善恶的承担者。相信不仅在各个个人中能有善恶，而且在人的集合中也能有善恶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个直接导致集权主义的错误，所以是危险的。
……
国家是一种抽象，它并不感到快乐或痛苦，它没有希望或恐惧，我们看作是它的目的的东西实际上是管理它的个人们的目的。当我们具体的思考而不是抽象的思考时，我们就会发现，某些人取代了“国家”，他们比大多数人更拥有权力。所以对国家的赞美实际上变成了对统治的少数人的赞美。

国家，或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与它并列的还有集体、民族等等，如果宗教不算在内的话，因为没有什么能比它更适合制造一个虚幻的东西，却又让人信以为真，认为值得为之舍弃个人的价值。

生存是其他一切东西的必要条件，…但它只是有价值事物的一个条件，而且自身可能没有价值。…生存极为需要政府。但是，能给予生存以价值的东西，必定主要来自于政府之外的各种源泉。

信奉国家主义的人喜欢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但这只指出如何保证生活的一个基本条件而已，而人生在世，怎可以因为为了保证这最低限度的基础而主动放弃追寻更高价值的努力？如果以保障个体的生存为条件来要挟个人听命于政府，那简直就是集体绑架嘛。

在我们的时代，除非到出现世界政府的时候，人们总是对权威的追求过多，对保护创造力的关心过少。在大组织控制之下的人们，其观察已经倾向于过度抽象，忘记了人们实际上所喜欢的东西，并且倾向于让人去适应制度而不是让制度来适应人。

时刻要记得哪些是最本质的东西。如果把现代人身上文明制度的外衣统统剥光，丢到荒蛮纷乱的荒郊野外，想像一下今天看似坚不可摧的种种制度、理论、信仰、习惯全都抛开的时候，当习惯了在过度文明又温暖舒适的迷宫中觅食的脑浆容器如同柔软的白色肉虫在阳光下吃力地蠕动的时候，当熟悉了包罗万象、杂乱繁复的法律条文、奖惩制度、人际关系、利益规则的饱学之士在最简单直接的自然定律面前或目瞪口呆手足无措、或丧失心智陷入癫狂的时候，随着文明而来的种种荒谬是否也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对抗这种荒谬的方法不是逃离文明，一头扎入原始森林，让自己经过进化锤炼的大脑白白浪费，而是应该时刻牢记，不要成为文明产物的奴隶，即使看上去多么诱人，也不要做作茧自缚的蠢事。

有能力的人崇拜权力而不是单纯的幸福和友谊，缺乏能力的人则默许这种情况，或者为对痛苦来源的一种错误判断所欺骗。

很难想像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吸引人的东西，可能就像毒品一样，等到你得到它之后才发现无法免疫无法摆脱。那些热衷于争权夺利的人喜欢将对权力的崇拜、不择手段的攫取正当化和神圣化，视为强者的天然权利；而奇怪的是，许多弱势者会衷心认同，这种认为屠戮、奴役和剥削他们的行径、漠视他们身为人的尊严的态度是合理的的观点，大概他们喜欢幻想有朝一日能够翻身也成为掌握权力的人，不愿意到时候没有了那种奴役他人的快感吧。

自从人类发明了奴隶制以来，有权势的人们就相信，他们的幸福能够通过使其他人痛苦的手段来获得。

自从有人类甘愿成为心灵的奴隶以来，他们便相信，通过使他们痛苦的手段能够让掌握着他们身体与心灵自由的人幸福，而他们也以之为幸福。

在进行构建各种制度以追求公正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处在一种危险之中，即忘记了仅有公正是不够的。日常的快乐、无忧无虑的时刻、冒险以及创造性活动的机会，至少在给人们带来一种感觉到有价值的生活方面，与公正是同等重要的。

公正不是最终追寻的目标，它本身没有多少价值，只能作为一种手段，一种为其他目标服务的基础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假如追求公正的决心冲破了保留生活幸福的防线，带来一个死板、没有生气、缺乏创造、扼杀人性与活力的环境，那么这种公正就如同泛滥过头的自由一样，成为让人害怕的东西。

很久以前推动我们的野蛮人祖先狩猎和战斗的本能要求有一个出路，如果它们不能找到其他出路的话，那么它们将变成仇恨和反对的怨恨。然而，对于这些本能有着各种各样的并非邪恶的出路。战争的本能可以由刺激和积极的运动所取代；狩猎的本能可以代之以冒险的快乐、发现以及创造的快乐。我们一定不要忽视这些本能，我们也不必为它们悔恨；它们不仅是恶的源泉，而且同样也是最卓越的人类成就的源泉。当人们已经得到安全时，对于寻求人类幸福的人们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将是为这些古老而又强有力的本能，寻找各种既不只是限制又不带来破坏，而是尽可能多的给人类生活带来快乐、骄傲和荣耀的出路。

当有人需要狠狠地发泄一下的时候，却被告知只能够缩在笔挺的西装里面道貌岸然地乖乖坐着，那是极有可能要抓狂的；所以有的人需要间歇性地歇斯底里、口出秽言、打砸抢烧，是情有可原的，本能中暴力的倾向不可忽视啊，可怎么让它少带来一点恶，实在不容易，搞不好还会被人扣上帽子痛扁一顿吧。

两种伟大的宗教－－佛教和基督教－－一直追求的就是把那种自发的对带同部落人的合作情感推及到整个人类。它们宣传人们是兄弟。“兄弟”一词的使用表明，它们正在试图超越它的自然界限，即它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情感态度。如果我们都是上帝的子女的话，那么我们全都是一家人。但是，那些在理论上采纳这种信仰的人在实践中总是感到，不接受这种信仰的人不是上帝的子女，而是撒旦的子女，由此，那种仇恨部落之外的人们的古老机制就又恢复了，并且补充以信仰的活力，而这种宗教在方向上却违背了它的初衷。宗教、道德、经济上的自我利益，以及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追求，都给我们的理智提供了不容辩驳的、有利于世界范围合作的论证。但是，我们的部落祖先们在愤慨中产生、并遗传给我们的各种古老的本能则感到，如果没有一个要仇恨的敌人，生活就将失去滋味；任何能够爱如此这般的一个恶棍的人将是一条虫；斗争是生活的法则；在一个所有人都彼此相爱的世界里，将不再有生活所追求的任何东西。因此，要实现这种人类的团结，就必须找到各种办法，以防止我们的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原始残暴性。这部分是以建立一种法律的统治来实现的，部分是由为我们的竞争本能找到各种无害的出路来实现的。

我想在前面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对宗教是不怎么满意的。虽然它的初衷是绝对好的，但是这不能等同于它带来的结果就是可以接受的，它将自己的前途架设在不稳定的制度和更不稳定的非理性基础之上，伴随它的经常是一旦误入歧途就如烈马狂奔的要命折腾（有人说佛教并不是这样，当然，如果佛教对它的世俗地位和利益不会过分热心的话），而且从它的反理性本质（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促进了理性思潮，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科学起来反对宗教，这种本质上的矛盾不免让人着恼；而佛教则根本不会带来科学，除非有人要追求实用）上可看出它不会在这方面有什么根本改进的可能。
当有人举出基督教历史上的种种可怕行径的时候，为它辩护的人总会声称那是因为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并非真正的基督教徒，他们不是上帝的仆人。是的，如果使你荣光，就拉拢他，于是晚年的牛顿和早期的牛顿可以混为一谈，孟德尔等人的功绩可以归功于基督教，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等人的话可以捏造…；如果使你蒙羞，就赶紧和他划清界限，于是战争和屠杀的血腥就被悄悄洗去，忏悔的头重新高傲的抬了起来，手捧圣经的双手再也不会颤抖，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可是有没有人想过，究竟是什么让那些本该为上帝服务的人们心安理得的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仅仅是因为这些人自己的贪欲么？究竟是主教大人们只记得与天父交谈而忘记了地上的生灵涂炭，还是被奉为圭臬的文本以及被认为是神圣无比的教义实际担负不起世俗生活中约束众生的沉重责任，以至于当基督教不再有最高发言权的时候，反而是人类对友爱和谦虚认识最深的时期？
历史不是没有给过基督教足够的机会，但是到了今天她也不可避免的进入了低潮的阶段，这与信教者的数目、盛行宗教的国家强大与否无关，而是因为宗教在世俗生活中的神圣地位已经大不如前。我们是否该反思一下，在宗教至高无上的时代，为何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如我们设想的美丽和宽容？我们今天又如何做得更好？

我们知道很多人声称是基督教使他的生活焕然一新，当同样的语言可以用在许许多多并非是基督徒的身上，说到底我不会认为身为基督徒就理所当然最有资格或者最有可能实现人类最高美德。无论是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以及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等等，自有其为人处世之道，并不会因其选择的信仰彼此不同而被排除在智慧、幸福与荣耀的殿堂之外，更何况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有很多时候并非由一种意识形态来分辨。先根据基督徒自己的意识形态将基督教的准则抬到神圣的地位，然后再由原教旨基督徒（fundamentalist，正统派基督徒）作为不公正行为的理论依据，这是很多基督徒不愿意承认的，他们是不是无法理解，“神圣”和“爱”，这样美好的字眼怎么会和“罪恶”、“迫害”、“虚伪”这样的污秽联系起来？他们是不是无法理解，当“爱”与“恐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带给人类的不会是死后的天堂，而是人间地狱，就在眼前的人间地狱。

一种过于违反自然冲动的生活是一种可能带来种种紧张结果的生活，它完全可能像沉湎于被禁止的冲动一样邪恶。在违反常态中生活的人们，大概充满了妒忌邪恶以及所有的冷酷无情。他们可能发展各种残酷的品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失去生活所有的快乐，以至于不再有能力作出任何努力。

某些时候，禁止本身与被禁止的事物是同样不可取的。我不知道这算是一件可笑的事还是一件无奈的事，我们往往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却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我们知道不该去做些什么，却不知道该去做些什么。也许这就是老祖宗选择中庸的原因，虽然都不是那么美好，总还是得做什么事情吧，那就选择众人最容易妥协的方案吧。
当然，也有各种各样意志坚定的人认为精神力够强，忍受得了别人所忍受不了的事情，就可以达到超越其他人的地位，作出非凡的事情。是的，要做成艰巨的事情，坚强的品质是不可缺少的，不过坚强的品质并不总是带来较好的结果，它可以挽救人也可以毁灭人，而且是一群人。倘若不顾事情的后果，精神力量是世界上最值得尊敬的力量之一，然而，我们真的可以不计后果么？

我们有各种侵略性的冲动，也有种种创造性的冲动，社会禁止我们放纵这些冲动，但以足球赛和全部的角力形式所提供的替代是很不够的。任何希望最终废除战争的人们，都应严肃地思考无害地满足我们从野蛮人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各种本能的问题。

似乎有很多人不打打仗杀杀人是安不下心来的，据说是很久不屠杀同类一次他们就会丧失某种生存和成功所必要的精神，据说不把立场不同于自己的人看作恶魔和恶魔的帮凶他们就活的不那么滋润，据说不用吃饭的口粮把自己武装到牙齿和内裤他们就会充分体现出深藏心底的民族自卑感……

这样的人，我是认为要送到像凡尔登或者硫磺岛这样的战场上去体验体验的，当然不是让他们缩在指挥所里面感受一下运筹帷幄的爽感,而是去体验一下作为一个渺小的小兵在高效率杀人机器面前的脆弱。或者,让他们成为杀戮狂人面前携老带小而手无寸铁的百姓试试?看他们能否设身处地的为战争中的弱者想一想。

我不知道竞技体育这一类的东西能否帮助我们宣泄或者说消化一下并不合时宜的暴力侵略本能，但愿能吧（多几个三井，少几个铁男。寒）……

我并不认为如果没有竞争，一般人就能幸福，因为竞争一直是，甚至从人类起源起就是大部份激烈活动的刺激物。因而，我们不应该试图取消竞争，而只应努力使它采取各种伤害并不过大的形式。

所以有人得出电子游戏应该大力提倡，因为许多不必要的伤害都可以用虚拟的方式表现出来，不像现实有这么坏的刺激作用了。不知道有没有道理，还得继续观望。

从纯粹生物学的观点来看，不幸的是，技术的破坏性一面已非常迅速地发展到超过创造性的一面。一个人可以顷刻间杀死500000人，但他却丝毫不能比我们野蛮人祖先的时代更迅速地生育子女。

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放弃我们取得的这一切，退回到最最原始的时代，去享受一个挤满了超过60亿填不饱肚子的没有理性也不懂得宽容反而容易被恐惧、仇恨、轻信和暴力控制的无知野蛮人的世界？得了吧，不管现在的状况如何令人忧心，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了，过去并非是个多么好的过去，因为假使我们从来不曾懂得文明的真实含义和意义，我们就算像蛋黄一样无能也会是危险的。

社会改革问题不单单是寻求安全手段的问题，因为如果人们发现这些手段没有提供足够的满足时，为了冒险的光荣，安全将被抛弃。这个问题更确切地说，是把对种族所必需的安全程度同与文明生活方式不相抵触的各种冒险、危险和争夺形式结合起来的问题。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永远记住，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我们的诸种制度、我们的知识已历经了各种深远的变化，我们善恶两方面的本能，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我们祖先的大脑第一次发展成现在大小时的那个样子。

一头是保守和安全，另一头是未知的冒险。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是个傻子也知道不要只走一端，要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可是，问题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平衡点在哪里呢？

不管我们如何找这个平衡点，值得警惕的是，不要对我们自己有太多的信心，我们自从进化的源头而来的每一步都是在走着未知结果的路途，这是一场赌博，尽管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赌，结果会是如何（我们知道的，大概只有我们的赌注，那就是人类的前途。如果再不幸一点的话，还要包括跟我们一样脆弱的生物）。

我们之中每个人身上的野蛮，必须找到某种与文明生活以及与同样野蛮的邻人的幸福不相矛盾的出路。

野蛮的元素可能不应该完全抛弃，然而前提是，尽量不要伤害邻人的利益，不管它是比你文明还是比你更为野蛮。当然啦，对真正的野蛮人来说，别人以及整体的利益不属于本能管辖的范围，自然可以不必考虑那么多。可是，我们毕竟和野蛮人还是有一些不同，对不对？

在这种对历史上各时代社会内聚力变化的大致勾勒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双重的运动。
一方面，有一个周期性的发展，即从松散和原始型的组织到一个逐渐有序的政府的发展，它拥有了更宽阔的地域，并且规则化了个人生活的绝大部分。在这种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当财富和安全新近有了巨大的增长，而更原始时代的活力和进取心尚未泯灭时，在文明方面还是较易于取得各种巨大的成就的。但是在这种新文明已经定型，而且政府有时间去巩固它的权力时，当习惯、传统和法律已经建立起各种足以不断窒息进取心的原则时，我们所谈到的社会就进入了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人们为他们的祖先的开拓而骄傲，但自己却不再能与之匹配；艺术成为了传统，科学为对权威的尊敬所断送。

虽然不免总要进入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这种反反复复循环不断本身包含的悄然发展恰恰是对停滞不前的背离。
我们的社会并非是一个封闭的圆环，而像是一个大弹簧（也许还是一个扭曲得很厉害的大弹簧），每一次都只是看似周而复始罢了。

人的天性历经了千百年之后仍可能没有什么改变，但先天的东西在一个现代人的精神结构中只占一小部分。我不希望什么人从我所说的话中做出这样的推论：世界上若是没有战争的话，人们必将产生一种本能的失意感。
即使人类成功地废除了战争，为冒险和危险的爱好者找到其他的出路也并不困难。
人性中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们去默认持续不断的暴行。我们的各种无序的冲动也只是在他们被否定或者被误解时才是危险的。当我们能够避免这种错误时，使它们适应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的问题，就能够借助理智和善良意志来解决。

如果有什么好的标准来衡量人类的文明进步与否的话，我希望是对待战争的态度。当战争哪一天不再是人类社会的标志之一时，我们也就能够挺起胸膛自豪的说，我们没有辜负自己的和先人的智慧。
也许有人说，人类生而与战争结缘，永远不可能摆脱战争之神的纠缠。我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消除战争的努力是一败涂地，但每经历一次规模升级的战争，我们也更进一步的懂得了和平的宝贵（倘若说战争有什么好的价值，大概就在此吧）。
很奇怪有的人总是对战争恋恋不舍。按照我之前的提议让他们体验一下应该能够打消很多人过于浪漫的想法吧。而且找到战争的较无害的替代品并非不可能的事。记得《银河英雄传说》中杨威利总是说那些政客自己躲在安全的后方却怂恿别人上阵送命，我却会想，如果发起战争的人本身并不怕死呢？那么大概不能够指摘他贪生怕死。但是再想想，你不愿意爱惜自己的生命，是否就有权利打着冠冕堂皇的幌子要别人也陪你一起去送死呢？

如果一个社会要繁荣起来的话，那么它就需要某些并不完全与一般模式相符合的个人。实践中的所有进步，艺术上的、道德上的以及知识上的进步，都依赖于这样的个人，他们是从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过渡中的一个决定因素。

异端是不是进步力量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整个社会是铁板一块且整齐划一那是一定没什么前途的。这就好像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一样。

我们仍旧尊重艺术家，但是我们却孤立他；我们把艺术看成某种分离开来的东西，而不看作社会生活的一个整体部分。只有建筑师保留了某种古代艺术家的地位，因为他的艺术服务于一种功利的目的。
我们时代艺术的衰落并不仅仅是由于以下事实，即艺术家的社会职能不像从前那样重要；而且也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自发的喜好不再被认为是某种重要的可享受的东西。
随着人们愈发地变得工业化和团体化，那种在儿童中普遍存在的乐趣，对成年人来说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因为他们总是要想着下一件事情，不能让自己沉浸于此时此刻。这种思考“下一件事”的习惯，对于任何审美价值来说，比任何能被想象的其他思考习惯都更为致命；而且，如果艺术想要在任何重要的意义上保存下去的话，它要做的不是建立各种神圣的学院，而是重获那种谨慎和远见几乎已将其破坏掉的全身心苦乐的能力。

艺术如果不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最重要标准，那么也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会认为艺术这东西无足轻重，是否功利的东西太多使我们条件反射式的排斥从心底让我们快乐的美好事物呢？现在有多少人真正的是投入自己所做的事，把它当作一门艺术来对待，而不是看作争取更高酬劳的踏脚石？
我们压抑自己的乐趣，去迎合社会需要我们去迎合的东西，我们也许得到了按道理应当得到的东西，可是这样的东西－－在你得到它并且体会到了拥有的滋味之后－－真的是我们需要的么？当我们遭遇外界太多的压力的时候，不应该在这压力上再加一把力使我们心中的梦想彻底面目全非，而是应该勇敢的和这外力抗争，小心翼翼的呵护这只属于你的心灵，是的，它只属于你，也只有你才拥有它，无论你取得了多少别人承认的成就，那也只是属于别人的东西，而只属于你的梦想它才是你自己生命的标志。而艺术，是使你不忘记你的心灵的最好的东西。

道德进步主要是由反对各种残酷的习惯，以及试图扩展人类同情的范围来构成的。

如果有人提议应该对其他某些人施以比现在更为残酷的虐待手段，尽管他们声称这是没有其他选择的，那么这即使不是文明的倒退，也绝不会代表文明的进步。这实在是一个很好辨别的标志，但是很多人在面对类似问题的时候，却不知不觉为残暴和恐怖辩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们不清楚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是因为他们以为可怕的折磨永远也不会落到自己头上？是因为他们的铁石心肠？还是因为他们心中还有价值胜过一个人的生命（也许是别人的也许是他们自己的生命）的东西，于是可以毫不迟疑的拿万千人的幸福来做交换？

曾经似乎是一种美德的原始残忍，现在被说成是一种罪恶；因而，一种深刻的两重性被引入了道德与冲动的生活之间，或者更确切地说，被引入了具有强烈仁慈冲动的人们所教导的道德，与把同情仅限于自己集团内部的人们所喜爱的传统道德之间。

于是我看到原本值得同情的人也会变得那么可鄙。当他们高呼需要持有传统道德的人们理解的同时，又用一种冷漠排斥轻蔑的眼神看待不属于他们的这些人。他们中很多人以为自己是这世上受苦受难受歧视最多的一群人，是最需要众人保护的对象，却不为别人的幸福丝毫着想。当他们在话语权的争夺中不落下风的时候，却又开始用曾经使他们痛苦不堪的态度来对待那些宽容待之的人们。
世上最可笑的事情之一，莫过于激昂澎湃振臂呼喊“平等”的人，心安理得地用绝不平等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和他人，而且还自以为是光荣的斗士。

在集权主义的国家里，一个其观点不为政府所喜欢的创新者不单单是被处死－－这对一个勇敢者来说或许是无所畏惧的事情－－而且要绝对地避免他的学说为人所知。在这样的社会里，改革者们只能来自政府，而现在仍像过去一样，大概不会欣赏任何相悖于它的直接利益的理论。
集权主义制度对于每一道德进步都必然是致命的。

进步的一个条件是，人们有机会在不同的道路中作出选择。你可以告诉他们哪条道路是昏暗而崎岖的，哪条道路是通向沼泽和悬崖的，哪条道路看上去最像是康庄大道，但是你不能够剥夺他们选择的权利，在他们可以作出自主选择的时候用暴力强迫他们走你所选择的道路。当你为所有人的方向和步调一致而洋洋得意的时候，也许这个社会正在像旅鼠一样狂热地投往冰冷的海洋。

在我们的时代，一个具有特殊能力的个人，如果献身于艺术、宗教或道德改革的话，几乎不能希望像从前那样拥有一种伟大的事业和巨大的社会影响。但仍有四种事业向他敞开着：他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他也可以获得巨大的工业权力；他还可以用各种科学发现改变世界；最后，若他不具有这些生涯中的任何一种必需的能力，或者缺少机遇，那么他的能量会因为没有其他出路而驱赶他落入一种犯罪的生活。

于是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人不是被改造成没有性格没有棱角没有多少思想的庸才，就是不幸将自己的能力和才智用错了地方以至于作奸犯科。也许这是时代的悲剧，然而时代是不会为了个人而切换的，否则克伦威尔不会成为护国主，路易十六也不必掉脑袋。

从善恶两方面来看，把我们时代与前辈们区分开来的几乎任何东西都来自于科学。我们能够把比从前大得多的能量投入战争和各种战争的准备。我们能够通过报纸和广播对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传播信息和错误的消息。我们能够使那些不为政府所喜欢的人的出逃比过去更困难。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以及我们的社会组织，都是由于科学而产生的。这种巨大的发展现今完全是由国家来支撑的，但它最初却是在对国家的反抗中发展起来的。

科学的一大好处就是丰富的信息和检验信息的方法，它并非十全十美然而总的来说干得不错，至今没有什么可以超越（有调查机构提供第一手的详细资料和统计信息，有精确的误差分析，有可重复的模拟实验，总好过跳大神扶乩占卜烧乌龟壳）。在这样的信息的基础上，民主才能够立足。民众知道得越多，则受到少数人蒙蔽的机会就越少，民众的选择也就越趋向于明智，只有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才青睐愚民政策。

仅仅是由于科学赋予了对各种自然力量的控制，人们才一点点地容忍了科学家们，但甚至这种容忍也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因为这种控制力量最初被归功于巫术。

熟识科学的人把它当作一门艺术一种乐趣，可惜如果只是这样的话，科学永远也不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好像是萨根说过，科学家应该也负担起向公众传播科学的责任，只有纳税人了解了科学和它的的重要性，才会愿意继续支持科学研究的工作，而不是把它看作狂人和疯子颠覆世界的工具。

科学，就它由知识构成而言，必然被看作有其价值，但是就它由技术构成而言，它是被赞扬还是被谴责的问题，就取决于对技术的应用。它本身是中性的，非善非恶的，我们可能具有的给予这种或那种价值的任何终极观点，都必然来自某种其他东西，而不是来自科学。

许多人指责是科学使人类的社会变得冰冷、机械、残酷，就好像指责小甜点让他们变得大腹便便一样。实际上，科学不仅和技术是两码事，而且就是技术的滥用也不过是我们不合时宜的寸进尺的反映而已，我们把自己的贪欲－－这究竟是人类的进步之源还是毁灭之源，也许等到灭绝的那一天才能够知道吧－－造成的悲剧一股脑儿推到科学的身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丢掉手枪就可以停止杀人了？恐怕是一厢情愿吧？
我不知道凭我们的智慧能否驾驭我们的力量，不是驾驭它去控制这个世界，而是防止它吞噬我们自己。我也不知道如何改造我们的心灵以适应这个远远不同于原始时代的世界。我想，这不只是科学的事，不可能强求科学去解决一切的问题，那些受二流科幻小说和后现代思潮影响太大的人还是多思考思考其他更有意义的问题吧。

尽管科学界人士深刻地影响了现代生活，他们在某些方面却不如政治家们有力量。我们时代的政治家们，比他们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先前时代都有大得多的影响。他们与科学界人士的关系，就像巫术师与服从他命令的鬼怪的关系一样。

科学如果完全为政治服务，那科学就是死了。科学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学术独立的精神，它另一个值得骄傲的资本就是，即使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或哲学家的意愿也改变不了客观事实。谁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干涉，最终吃亏的就会是他自己（当然还要扯上许多无辜者），以前的德国和苏联就是合适的例子。

历史上杰出的伟大人物，有一些是人类的恩人，另外一些则完全相反。一些人，诸如伟大的宗教和道德改革家，以他们的力量做了使人们之间较少残忍，以及较少限制自己的同情心的事情。一些人，诸如科学界人士，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各种自然过程的知识和理解，这无论怎样被误用，其本身都必然被看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些人，诸如伟大的诗人、作曲家和画家们，给世界增添了各种美丽和辉煌，他们在人们沮丧的时候，创造了许多使人类命运可以忍受的奇迹。但是其他人，依照他们的方式，同样能够并同样有效地作了完全相反的事情。
但是，所有这些人，善的与恶的一样，都具有一种我不想看到其在世界上消失的品质－－一种充满活力和个人创造力的品质，能独立思索以及富于想象和洞察力的品质。一个具有这些品质的人能够做许多善事或者带来巨大的伤害。

可惜的是，许多的人将他们的才智和能力、活力与想象用错了地方。总的来看这也许不会阻止什么东西的继续运行，然而浪费如此多的天赋终究不是让人好受的事。

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由欲望或冲动所引起的。某些热诚的道德家曾提出过一种完全谬误的理论，大意是说，为了责任和道德的原则而抵制欲望乃是可能的。我说这是谬误的，并不是因为没有人曾经出于一种责任感而行动过，而是因为责任对他并没有约束，除非他愿意尽责任。如果你想要知道人们将做什么事，你就必须不仅知道，或者原则上知道，他们的物质环境，而且更要知道他们的欲望的整个体系及其相对力量。

履行责任或者遵从道德规范也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它们属于人的社会性动机，就像成就动机一样，也是人欲望的反应，并不具备某些道德家想当然认为的比一般的欲望更高尚或者纯洁的特性。道德家们乐于用那样的字眼欺骗自己和愉悦自己那是他们的自由，但是如果强要所有人接受禁绝某些欲望（有的念头甚至还没有实际行动！例如YY）的规矩，以之为世上最大乐趣，因此而招致反感就是必然的了。

我很喜欢“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句话（现在当然是更喜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但是如果看到有人将它理解为绝对地没有欲望（确实有这样的人，他认为这才是理想的状态），那我是很失望的。要达到这样一种状态的意愿本身就是某种欲望的反映，那些“追求”没有欲望的人都是在欺骗自己。而且将欲望和道德绝对地联系起来，有可能让人反感现实的世界。
世界上是否真的有完全没有欲望的人呢？如果他连食欲和求生欲都消失的话……我们看电视剧或者小说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某个角色很不真实，不真实的原因往往不是作者的文笔、演员的诠释有问题，而是这个角色“缺点”太少，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看看革命题材电影的高大全人物就知道了。大概在观众眼中，人物的缺点中有一大部份是要跟欲望挂钩的吧？不食人间烟火那才叫做完美，毫无自利心理那才叫做正义，于是这种观点搬到现实中来，我的天哪，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免于指责（只因他们无法做到禁绝所有欲望），只要有人愿意，他可以将所有的人看成是邪恶的化身，烙上不道德的烙印，这样就可以为以后的压迫和奴役找到借口。相反地，很多的影片、文学作品毫不避讳主人公的“缺点”，主人公完全可能和我们一样，也有七情六欲，是一个远远不“完美”的凡人，但这不影响他的令人钦佩的事迹，也不会有损其道德形象，就是说，我们无须剜掉自己的双眼、刺穿我们的耳膜、割下我们的舌头、烧坏我们的鼻子、斩断我们的四肢、焚毁我们的肉体、排斥一切可能给我们带来欲望的感官，也能够做出无愧于良心的事迹来。我想抱着这样一种观点生活，比看任何人都有无数瑕疵要轻松许多吧。

人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其他的动物，这就是他有一些可以说是无穷的欲望，这些欲望永远不能得到完全满足。

人这样的动物的麻烦在于，你不能够无视他的欲望，也不能够无视他的欲望的无限增长。人类社会总是在禁欲和纵欲两个极端徘徊，很高兴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终于跳出了这个圈圈，无论是禁欲还是纵欲今天都被富有远见的头脑明智地拒绝了，我们如今不必再为某些心理变态者的极端行为支付金钱甚至生命了。

可是，我们真的跳了出来么？

如果占有欲总是比竞争心更有力的话，那么世界就会是一个比现在更幸福的地方了。然而事实上，许多人却乐于面对贫困，如果由此能保证自己的竞争对手完全破产的话。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一个是代表着满足于绝对的所得，另一个则是追求相对的所得。如果珍惜你拥有的东西，不会嫉妒别人的所得，希望占有更多却不愿意通过直接击败别人获得对方的“财富”来达到此目的，就是前者的表现。如果即使完全够用也还要一心超过别人的话，就是后一种吧。我个人不觉得前一种心态有多大程度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但是后一种的危险性却是显而易见的。不能够再失去什么或者不害怕再失去什么的人，在现实世界中易于选择暴力方式解决问题。在极端情况下它可以让人疯狂，不过我想还不必全盘否认。

虚荣心的一个麻烦是，它随着它受到的滋养而增长。你越是被人谈论，你就越希望被人谈论。
权力欲随着对权力的体验而大大增长。在任何专制政权之下，随着权力所能提供的快乐的经验，掌权者变得愈发专横暴戾。既然对人的控制权体现为要使他们去做他们不情愿去做的事情，所以受权力欲驱使的人就更倾向于对人施加痛苦而不是使人快乐。

“对人的控制权体现为要使他们去做他们不情愿去做的事情”，这让我想起了《辛德勒的名单》中那个滥杀的纳粹军官，辛德勒告诉他要体现手中的权力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显然辛德勒不明白权力的残酷本质。

这就是为什么民主政治如此重要的原因，它可以将专制政治下的一个关于权力的正反馈函数改造成负反馈的，因为那些为掌权者所折磨的民众是不会同意再交出更多的权力的。

文明的生活培养出了过分的驯服，如果它要稳固的话，它就必须为我们远古的祖先在狩猎中得到满足的那种冲动提供无害的出路。

释放自己的肾上腺激素，不一定非得要到战场上去屠杀。虽然我们还保留着祖先原始野蛮的本能需求，但像竞技体育这样的活动完全可以去掉其中的血腥色彩，而又保证我们的精神不会紊乱。

仇恨我们所恐惧的东西是正常的；但常常出现的情况却是，我们恐惧我们所仇恨的东西。在原始人中间这可以被当作是一个准则，即他们既害怕又仇恨自己所不熟悉的无论什么东西。在一个群体之内所有的人都是朋友，其他群体都是潜在的或现实的敌人。一个异己的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或是要回避或是要发生战斗，正是这种原始的机制，仍然在控制着我们对外国民族的本能反应。我们爱那些仇恨我们敌人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敌人，就会很少有我们应当爱的人了。

想一想，现代国家争得死去活来，其情形和古代两个村子之间的争斗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有当他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敌人，才能说服自己不去掐对方的脖子。是不是只有到了掠夺成性的外星人出现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懂得“人类文明”这个词的含义呢？

恐惧和无知可能就是两个集团相对立的原因之一，其实各个集团中的人之间的差异远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大，如果他们试着增进彼此的了解，就会发现相互仇恨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害怕异己或者陌生事物的本能也许无法改变，但我们不必永远受困于这种消极的态度。

有的人说他要研究未知的现象，那么我劝他不要一直抱着一种敬畏的心态去研究，是的，我们也不该妄自尊大以骄傲的心态面对，所以采取最为客观的态度才最有利于得出真正有实际意义的结论。一种敬畏的态度固然可以说明你对此对象的尊敬和对此工作的热忱，但那不表示你才用的就是正确的研究方法，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见的确会影响其后的判断，如果你真的尊重这项研究工作的话，等到你发现了未知背后的奥妙再去为之惊叹沉醉也不迟，向一个若隐若现的模糊神像顶礼膜拜可称不上是一件多么有智慧的事。

学校一心要教导爱国主义，报纸一心要挑起刺激，政治家一心要再次获选。因此，这三者中没有一个能够做任何事情，把人类从互相残杀中解救出来。

爱国主义提供的是一种狭隘的判断是非的标准，而且其要求的行为方式是极易走向极端并颂扬暴力的，虽然我不敢说它是完全无益的，但我认为将它的地位抬得越高，它带来的好处就越少而坏处越多。

有两种对付恐惧的办法：一种是减少外来的危险，另一种是培养斯多噶式的忍耐。
征服恐惧是极为重要的。恐惧本身是不断恶化的，它很容易变成一种迷执，产生对被恐惧的事物的仇恨，并一头栽入过度的残酷。没有什么东西像安全那样对于人类能有一种如此之仁慈的结果了。如果一种能摆脱战争恐惧的国际制度得以建立的话，那么普通人的日常精神将得到极大迅速的进步。

我只知道被吓坏了的女人可以脱下鞋子（太可怕了，高达8厘米的鞋跟，多么危险的杀人武器）将四处逃窜的老鼠锤得血肉模糊还不肯住手。如果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被恐惧吓破了胆，又被仇恨迷惑了双眼，那么我们该到何处寻找仁慈呢？

如果要减少恐惧的情绪，一个好办法当然是增强自己的力量，并且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但是，如果我本人神经过敏呢？如果有臆想症呢？是否我们要怀疑增强自己的力量仍旧是一个好办法？
在局势紧张的时候，也许每个国家都会被一触即发的气氛弄得神经过敏并且富于“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是只相信自己的拳头或手中的兵刃，还是相信一个有信用又有一定约束力的国际组织更好呢？
关键是这样一个组织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而各个国家又怎么能够意识得到自己陷入了神经过敏的状态呢？

据我所知，自卑和自以为是的心理是过敏症最可能的原因，拥有一个正常的心态，看待问题也不容易产生偏见。
我们的民族经历过太多的苦难，我们应当从中获得自强的精神，而不是潜藏在深处的自卑心理。

政治所涉及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人，因而政治上重要的激情便是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中各个不同的成员感觉都相同的那些激情。要建立政治大厦必须依赖的那种广泛的本能机制，就是一个群体内部的合作和对其他群体的敌对。群体内部的合作永远都是不完善的。总有一些意见并不一致的成员，他们在字源学的意义上，就是“异常”的，也就是说，是在群体之外的。这些成员是低于或高于普通水平的那些人。他们是：白痴、罪犯、先知和发明家。一个明智的群体就要学会容忍超出常人的那些人的怪癖和尽量少残忍地对待那些低于常人的人。

我们发明了“求同存异”这样的成语，却领悟不了和实行不了，真是愧对我们的智慧。我无法理解有人坚定地认为所有的人思想、行动绝对一致才是最理想的社会，如果我到达“天堂”或者“地狱”或者某个人许诺的“完美的世界”，发现那里的人只有一样的嗜好，一样的腔调，一样的行事风格，一样的眼光，一样的智力，一样的错误，那我宁愿马上回到这个连抢夺小孩子的棒棒糖的七旬老人、在摔断一条腿的情况下仍然独自越狱成功的艺术家和贪污公款以期望环游世界的罪犯都不缺的人间，起码这里还有一点点空间允许你相对自由地呼吸跑动和做白日梦，起码你还能够期待有一个智力超群然而拥有你想也想不到的古怪性格的家伙有一天出现把你逗得满地打滚。

也许我永远不必担心长久地呆在某个乏味的世界里面，因为我可能就属于那第一批被清除的人，哦，很有可能我既没有丰富的智力用来创造发明，也没有丰富的精力用来作奸犯科，那我宁愿做一个白痴，就做一个白痴好了，只要不要用标准大小的帽子来卡住我的脑袋……

过去许多被当作是理想主义的东西，都是伪装了的仇恨或者伪装了的权力欲。当大量的群众看来是被高尚的动机席卷的时候，最好你也要看到表象之下的东西，并且问一问自己，使得这些动机有效的到底是什么。那部分是因为，它太容易以一种高贵的外表为人所接受。

世界上最邪恶的事情就是伪善，因为它可能将一心向善的人欺骗过来共同作恶。世界上最卑劣的东西就是伪装高尚，高尚才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你能够识别到底什么才是高尚的什么才是卑鄙的么？如果阻止我了解事件的真相，我真的无法分辨，我只能够告诉自己，不要去轻信那旗帜和口号中明明白白写给你看的东西，那不会比号召者本身的行为说明更多的问题，却可能蒙蔽我的眼睛误导我的思想。

一个控制了所有宣传手段的寡头政体，可以贯彻实行如果广泛为人所知就几乎是不可能的种种不公正和残酷。只有民主和自由的宣传，才能够防止当权者建立一个少数人骄奢淫逸而大多数人贫困劳苦的奴役制国家。
在任何地方都会有经济的不平等，但是在一个民主的政权之下，它们趋向于削弱，而在一个寡头政权之下，它们则趋向于增大。

民主竭力削弱的是经济上不公正现象，这并不表示在民主的政权下贫富差距就一定会减小。

在教育中，必须强调人类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家庭。因此合作要比竞争更为重要。爱你的邻人，不但是由教会正式谆谆教诲着的一种道德义务，而且从你自己的幸福的观点来看，同样也是最明智的策略。

“爱你的邻人”本不应该只能够由教会来宣传。真正的聪明人士应该可以看得到这样做的好处所在，如果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一点，这是比任何不厌其烦地教诲都有效的。我想我们不该只对人们说我们应当做些什么，而应当教会他们如何用更加合理的方式来观察和思考，如果他们也乐意接受的话。“合理”这个词也许会引起争议，但我想有时候两样东西相比较的时候其合理性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就好像从洛克的角度看世界比从阿提拉的角度看世界要合理一些，至少很多人不用时刻提心吊胆了。

今天这个时代的一场世界战争将是普遍的自杀。废除战争的任何特定的武器从不曾、也决不会有任何意义，我们必须要废除的东西乃是战争。

我们是不是该感谢原子弹的发明呢？这样大家都不能够动手了？战争真的消失了么？如果人类已经永远的没有了战争，还会有士兵葬身在北冰洋冰冷黑暗的海底么？
即使世界上所有的武器都换成了氢弹（或者随便你们能够想到的什么武器，比如说黑洞炸弹），战争也可能爆发。你以为因为全面毁灭的可能人类就真的不敢挑起战争？那你大错特错了，世界如此之大，总会有人的想法超出你的想象的，其中不乏想得到就做得到的人。

头脑现代化的人，尽管他深信他自己时代的智慧，却必得被认为在他个人的力量方面是非常平庸的。他最大的希望首先是去考虑要加以考虑的东西，去感受要感到的东西；他并不希望去思想什么比他邻人更好的思想，去说什么表现出更具有洞察力的东西，或者具有某些时髦集团的成员并不具有的情感；他最大的希望只不过是在时间上略微领先于别人而已。为了博得群体的赞美，他十分有意地压制了一切他自己个人的东西。一种精神上的孤独的生活，根据现代的标准，似乎是没有意义的。

每个人都像大脑中的神经元，一有机会就应当尽力伸展其触突，不要甘于成为一碗稀饭中因为周围黏力而丧失活力的小米粒。

为人瞩目、受人称赞、在报纸上不断地被提名，并且被提供各种容易赚大钱的办法－－这是非常令人惬意的事；当所有这些都向一个人开放时，他就发现要继续做他认为是最美好的工作是很困难的，并且倾向于使自己的判断屈服于公众的意见。

像要踏踏实实做一门学问的人要不受周围的诱惑，是十分困难的。每个人都具有一定的虚荣心，这很可能让你忘记原本的方向，不过虚荣心相对来说还不是最棘手的，公众意见的压力更容易打破你的平衡心，你会思考你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不是真的有意义，并且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工作毫无意义的可能要大得多……真正面临过这种情况的人就会明白其中的难处的。加深对自己工作的认识也许有助于减少这种自我怀疑的痛苦。

进步的迅速使得要做出不会很快被别人取代的工作成为了很困难的事。牛顿一直持续到爱因斯坦的时候；而爱因斯坦却已经被许多人看作是过时的了。今天，科学界的任何人都很难坐下来写一部巨著，因为他知道，就在他写作的时候，别人就会发现新的东西，那将使它在问世之前就陈旧过时。

真理的主体性是一种轻率的理论，是不能有效地从人们认为蕴含着它的各种前提之中推导出来的；多少世纪的各种习惯已经使许多事物看来似乎是有赖于神学信仰的，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人们是抱着一种幻觉在生活的，当他们失去这种幻觉时，他们就陷入另一种之中。但是能够与新错误进行斗争的并不是旧错误。公平和客观－－即在思想上又在感情上－－曾经是历史地而不是逻辑地与某些传统的信仰联系在一起；但没有这些信仰而又保持公正和客观，却既是可能的，又是重要的。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某种程度的孤立，对于形成最重要的工作所必需的独立性来说，乃是带有根本性的；必定还存在着某种东西能被人感到是比当代群众的称赞更为重要的。我们正遭受着不仅是来自神学信仰衰落的痛苦，而且还有来自丧失了孤独的痛苦。

在过去的许多个世纪里面，宗教神学已经使人们产生了习惯和依赖，人们很难认识到宗教神学历来所称颂的美德和宗教本身并不一定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当人们为了追求一些新的美德－－这些美德预示着一种更为人道更为自由也更为平等的生活－－的时候，发现陈旧的宗教信仰已经无法适应新的要求，他们勇敢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另一批人反对说，宗教消失了，人的精神支柱也会消失，无数的美德（新发现的美德显然不在他们的眼内，或者，他们看不到宗教和它们的矛盾）也会跟着离开人类，前方就只剩昏暗艰险的覆亡之路。不，事情不是这样的！人类最伟大的情感是不会和某个具体的意识形态有必然联系的，哪怕它再怎么自称空前绝后和神圣不凡，宗教没有资格将那些美德全都据为己有，历史的事实是，如果没有科学的兴起，没有宗教之外的种种成就，宗教蹒跚的旅途指向的恰恰是这些美德的反面！而现在，有的人却想将科学一脚踢开，将人类超越自我的努力全部归功于宗教。如果把宗教比作苹果的话（哦，也许基督教徒不太喜欢苹果这种东西…），它确实曾经可以给人们带来甜甜的味道，但是对甜味的感觉以及甜味本身并非永远只能由苹果带来，认识到宗教的局限性并且保有摆脱对它的依赖心理的能力无疑是向前发展了一步的。

那些告诉你只有吃下他们的苹果才能尝到甜味的人，正是我们应该谨慎对待的人。这种人中间，有将科学的力量夸大成无所不能的，也有企图将宗教的地位恢复成至高无上的。前者有无数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者来制衡（但是有很多事情仍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使手握权力的人清醒过来，这也说明人类的科学绝对称不上完善，所以需要更多的人为之努力），而且他们运用的武器是事实和逻辑，而不是人数的优势；而后者，我看不到多少信奉宗教者内部的人出来浇一下冷水，占绝对优势的是一些轻信的人和一些期望从中牟利的人，这难道不比前者更危险么？

导致人类社会生活的重压和紧张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意识到：并非由自然本能驱使的行为具有合理根据。但是，当这样的行为过于严酷地绷紧自然本能时，自然就以或是产生倦怠或是制造破坏来进行她的报复，而这两方之中的任何一方都会带来由于理性的摧毁所激发的一种心理构造。
始于对一个集团忠诚的社会内聚力，由于对敌人的恐惧而得到加强，并且部分地由于自然的进程，部分地由于深思熟虑的进程而得到发展，直至达到我们现在所知的像各民族那样的巨大的密集体。
在很早的阶段上，对集团的忠诚必须由对一个领袖的忠诚来加强。甚至当各个人之间通常是相互陌生的时候也是如此。这种与对集团忠诚相对的对个人的忠诚，使得集团规模的增大在没有强暴地对待本能的情况下成为可能。
在某一阶段上，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战争，最初是灭绝性的战争，逐渐变成了－－至少是部分变成了－－各种征服性的战争；被征服者不再被处死，而是沦为奴隶被迫为他们的征服者们做苦工。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在一个社会的内部就逐渐有了两种人，一种是部落的最初成员，只有他们是自由的，并且熟知部落的精神，另一种是臣民，他们的服从是出自恐惧而不是出自本能的忠诚。从早期的时代直到今天，战争一直是扩大社会规模的主要手段。恐惧已愈来愈取代了作为社会内聚力来源的部落的休戚与共感。
在稍后的文明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忠诚开始发展起来：一种不是基于领土的相近和种族的相似，而是基于一致的信仰的忠诚。

我们本能地把人类区分成朋友和敌人－－朋友，对于他们我们有合作的道德；敌人，对于他们我们有竞争的道德。但是，这种划分是不断变化着的。当我们超出家庭的界限时，通常总是由外部的敌人来提供内聚力。在安全的时候，我们可能仇恨我们的邻人，但是在危险的时候，我们却一定会去爱他。

什么时候人们才会学会在自己安全能得到保障的时候也尝试着去爱自己的邻居呢？什么时候又能在感觉受到威胁时，不会首先将枪口对准邻居呢？难道一定要外星人出现（但愿他们不会和地球上的动物一样的下场），我们才会结束用刀架着对方脖子的古怪场面呢？要是让其他的智慧生命以为我们只有割断喉咙才会安分的话，那可是太丢脸了。

所有这些都是使自己觉得“伟大”的惬意方式。为了能够幸福，我们就需要对我们的自尊心有各种各样的支持。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长处是全然独特无双的；所以我们才是我们自己。我们满怀着这类令人宽慰的念头去与世界进行搏斗；没有这些，我们就会丧失勇气。没有这些，我们就会感到自卑，因为我们还没有学得平等这种情操。如果我们能真正感到我们是与自己的邻人相等的人，不是比他们更高明或者比他们更低下，或许人生就会变得更少一点战斗了；并且我们也需要更少一些以令人陶醉的神话办法来使自己发虚火。
使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可能屈服的最有趣而又最有害的错误之一，就是想像着自己乃是“神圣意志”的特种工具。
信仰一种神圣的使命，乃是折磨过人类的那种明确无疑性的许多形式之一。我以为或许人们所曾说过的最明智的东西之一，就是克伦威尔在邓巴尔战役之前对苏格兰人所说的：“我请求你们在基督之下想一想，可能你们会是错误的。”但是苏格兰人并没有想，于是他就只好在战役中击败他们。可惜的是，克伦威尔从来也没有向他自己发表过这种言论。人所加之于人的最大的祸害，大多数都出自人们对某种事物感到十分明确无疑，而事实上那却是假的。了解真相，要比大多数人所设想的困难得多；坚信真理是自己一方的专利品而采取无情的行动，那就要引来灾难了。

这世上每分钟都会有人陷入一种自我欺骗的妄想状态，以为自己是上天的使者，上帝的代言人，以为自己是神的化身，是最高的智慧，是万能的存在等等，其中任意一种说法都可能成为危险的工具，因为这看上去赋予了他们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对着他人的言行举止进行审判的权力－－他是超过其他人的神圣的存在，因此其一切行为都是不证自明地正当。可惜只有当他手中有了足够的力量，人们才会倾向于“相信”他的臆想吧，这就是人类追求权力的原因之一，看着心智健全的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卑微，不得不承认他的神圣特权，吻着他的脚趾，将他这个自我陶醉的笨伯当做完美的神来称颂，对某些人来说大概是最大的享受吧。

宣称真理站在自己一方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只要有开口的能力，谁都可以做到；但是要证明真理真的是在自己一方，却是最难做到的事情之一。不过很多人知趣地避开了后者，他们将自己的无能换个说法称为不屑，不过连他们也不清楚，在物质世界无法证明是有效的理论，为什么可以顺理成章的应用于物质世界，而且还是号称唯一正确的理论；另一方面，只是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人，都以为自己是获得了惩罚反对自己的同类的令牌，这种一看就知道站不住脚的自封也就成了无数惨剧的源头。15世纪后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处死“异端者”的时候大概是认为自己代表的是上帝的真理的吧，1483年至1820年，判处异端份子38万多人，火刑处死10万余人，我想如果上帝能够的话，恐怕也会跳出来指责这种惨绝人寰的谋杀的。当然喽，上帝只会将死去的人进行分类处理，所以十字军镇压阿尔比派异端分子的时候，教皇特使振振有词的说：“只管把他们统统杀光，让上帝去分辨谁是他的子民。”看来那些冤死的灵魂反倒要感谢十字军给他们证明自己虔诚的机会，以及帮他们早日进入天堂了。

在公共生活中，正像在私生活中一样，重要的事情是宽容与和善，而不要妄自以一种超人的能力去研读未来。

我承认，某种程度的先见之明是必要的，而且我没有提示说，我们是完全愚昧无知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预言：假如你对一个人说他是恶棍和笨蛋，那么他将不会爱你；若你死我活的竞争不会在竞争者之间产生一种良好的伙伴关系的感觉－－那么这种假设也是可靠的。

有的事情以我们的智力是完全能够预见得到的，而有的则是目前我们无能为力的。自以为可以完全掌控那些我们没有能力预见的事情是狂妄的，而我们本可以积极参与的时候却丢掉选择权选择转身而逃，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怯懦。

自私－－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逾越了某一点，就是不明智的了。它可以侥幸成功；但是如果它失败了，那失败就会是可怕的。很少人会去冒这种险，除非是他们有一种理论的支持，因为只有理论才使得人完全不顾一切。

自私有时候是必要的，但不能够让它压倒一切，这应该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关键是这最后一句，善于美化自己的理论可以让它的信徒生出无与伦比的勇气，去做理论上完全正确的种种事情。只是只有老天知道这对其他人来说是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也许让所有人背井离乡或者生不如死在理论上都是正确的吧，面对着被错误理论蒙蔽和手中掌握权力的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够在心底期望他不要做得太过分…

错误的理论并不可怕，能够让人不顾事实的理论才是最可怕的，那些自以为代表着真理吵得不可开交的人不要忘记这一点。

对民主的信仰，正像任何其他的信仰一样，也可以被推到变成为狂热的、因而是有害的地步。一个民主主义者并不需要相信，大多数人总是会明智地作出决定的；他必须相信的只是，大多数人的决定，无论是明智还是不明智，都必须加以接受，直到大多数人另行作出决定为止。他之所以相信这一点，并不是出于对大多数人的智慧抱有任何神秘的观念，而是把它作为以法治代替为所欲为的暴力统治的最佳的实际可行的方案。

民主并非完美，不能和正确总是划上等号，何况误解和滥用民主的现象总不会消失。

民主不能赋予大多数人消灭、侮辱少数人的权利，个人的生存与尊严是更为优先的东西，不保留这些东西，民主便只是空有其躯壳而丧失了其实质，与专制暴政并无二致。

民主主义者的一般目标，是以普遍同意所产生的政府来取代由暴力所产生的政府；但是这就需要有已经受过某种训练的人民。假设一个国家分裂成两个大致相等的部分，它们彼此仇视并渴望着掐死对方的脖子，那么刚好少于半数的那部分就不会驯服地屈从于另一部分的统治之下，而刚好多于半数的那部分也就不会在胜利的时刻表现出那种足以弥合裂痕的节制来。

政治不成熟的民族和不了解民主实质的民众只会使民主蒙上污名。曾经有人念着上帝挥舞屠刀斩杀无辜的生命，民主也曾堕落至如此的田地，那犯下恶行的人丝毫不觉忏悔，因为他根本不知有何过错以及错在何处。

世界在今天需要的是两种东西。一方面是组织－－政治组织以消灭战争，经济组织使人们能进行生产性的工作，教育组织来培育一种健全的国际主义。另一方面，它需要某种道德品质。最需要的品质就是仁爱与宽容，而不是各种猖狂的主义提供给我们的那些狂热信念的某种形式。我以为这两个目标，即组织的和伦理的，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有了一个，另一个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假如世界要沿着正当的方向运行的话，那就必须是在这两个方向同时进行。

我不敢有罗素这么乐观，我倒宁愿这么想，这两种东西只有了一个还不够，必须两者都出现了，这个世界才可能离惨不忍睹的道路越来越远。

我们必须在知识上和道德上同时认识到，我们全都是一家，而在这个家庭里没有任何一支的幸福是可以牢固地建立在另一支的废址之上的。在目前，道德的缺陷正在阻碍着清晰的思维，而混乱的思维又在鼓励着道德的缺陷。或许，氢弹将会吓得人类健全起来和宽容起来，假如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感激它的发明人了。

今天总算有这么一个令人欣慰的局面，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会随随便便认为将它国境之外某地方由人口稠密变成荒无人烟由繁华富裕变成鸟不拉屎是一件多么有利的事情（除非双方都走上极端的道路），这说明现在大家还有足够的理性来进行成本分析。可是，在某种极端的理论影响下，有人认为自己、别人乃至全体人类的生命都比不上该种理论坚持的“真理”（奇怪的是，该理论可以说服其信徒认为在一个没有生命的行星上该理论仍然是对其信徒有意义的，因此可以勇敢的面对毁灭），而且他又真的具有毁灭目标的实力的话，我们还能够安心么？

任何科学技术，不管是多么残忍，只要是在战争中有用，是必定会传播开来的－－直到人们下定决心，认为他们的战争已经足够了，从此要在和平之中生活为止。

如果人类不能摆脱战争恶魔的纠缠，科技成果总是要陷入这种被利用的可悲命运中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可以躲在幕后冷笑，并且策划下一次的流血。

尽管这种科学（具有说服教育功能的群众心理学）将被人煞费苦心地去研究，但它却将严格地限于统治阶级。人民群众是不会被允许知道它那些信息是怎样产生的。当这种技术已被完美化了的时候，每一个负责一代人教育的政府，就能牢牢地控制住它的臣民而无需军队和警察了。

可怕的描述！也许人类已经身处其中了，这可是比任何科幻小说都更加骇人的。不过还好事情还不至于这么绝望，人类社会的活力比起之前已经增长了不少，面临深渊也更倾向于回退一步而不是前进一步。如果人类的思想是如此容易被禁锢和控制，如果属于少数人的政治结构是如此牢不可破，那么此种生命的灭亡也不值得我们如此哀叹。

科学技术最显著的而又无可避免的作用，在增进它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这个意义上，是使得社会越来越成为有机的。

也许很多人不会喜欢这样的作用，那他们应该庆幸这个受益于科技的社会没有取消他们表达反对立场和尝试完全独立生活的权利，或许我不该使用“庆幸”这样一个词语。在某些方面人们相互依赖不可缺少组成一个有机的社会应该是利大于弊的吧－－用事实而不是道德说教来教育某些人改变他们的观念往往更加有效，这些人以为“抹掉”同一个社会中某些和他有差异的人毫无疑问会带来更大的利益，在前面提到的那种社会里，这样的观点更难站住脚。

由于组织的增加，个人自由界限的问题就需要有着完全不同的处理办法了。单独一个人的行动，照例是无关紧要的，但是集体的行动却要比以往更加重要了。例如，一个人根据自己的主动，选择了无所事事，那可以看作是他个人的事；他丢了工作，这件事就算完了。但是如果在一个要害的工业里发生了罢工，整个社群就要受害了。我并不是在佐证，罢工的权利应该取消；我只是在论证，如果要保留它，那就必须是出于与这一特殊问题有关的理由，而不能仅仅根据个人的自由这一一般的理由。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里，有许多活动是对每一个人都重要的，没有这些活动就会造成广泛的困难。
比起罢工来，战争是一种更为极端的情况，但它也引起了非常类似的原则问题。当两个人决斗的时候，问题也许微不足道；但是当两亿人和另外两亿人作战的时候，问题就严重了。而且随着组织的每一度增加，战争也就变得越严重。
宣战权就像罢工权一样，但却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对于一个被科学技术所统治的世界来说非常危险。这两者都不能简单地废除，因为那就会打开通向暴政的道路了。但是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承认，各个集体不能够以自由的名义，正当地声称有权把重大的损害强加给别人。
我们必须找出使各个国家的关系服从于法治的办法。

更强大的力量理应加以更严格的限制。可是像罗素设想的能够使国家关系很好地服从于法治的办法到什么时候才会实现呢？像我们现阶段的国际法和遮羞布没有多少差别，是否要等到国家和现在的个人具有同级别或类似的的智慧、思想、政治素养和利益关系，这样的办法才是看上去可行的呢？（如果要拿国家和个人作比较的话，现在的国际社会算是哪一个阶段呢？是原始社会还是更低级的呢？）

对内的暴政和对外的冲突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出于同一个来源，即权力欲望。一个国家对内是专制的，对外就会是好战的；在这两方面都是因为统治国家的人们渴望着最大限度的获得对别人生命的控制权的广度和深度。

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会觉得某个人不可信赖，为什么会认为某个组织或者某个政权（例如以前的塔利班或者红色高棉，现在的北朝鲜和在国际舞台上的美利坚）需要提防，因为当你得知他们对权力的渴求、对控制别人的向往到了什么程度，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了。

一些国家为什么会使国际社会担心不已，就是这个道理。当一个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专制者手中时，其他人是难以了解这个国家下一步会要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的，正如我们看不穿另一个人的心灵。而且一般来说，震惊国际的事的很少是好事。

当我看到论坛上时不时有人叫嚣着要消灭某某国家扩张本国的势力的时候，我不仅是为别国的人民担忧，更要为本国的国民担忧。

反过来说，对内民主的国家倒未必对外不好战。利益的驱动、狂热的使命感和狭隘的视角也许是其中的原因，虽然后两者比之专制国家要好一点。

组织有两种：即目的是要作出某些事情出来的组织，和目的是要防止做出某些事情的组织。
所要防止的东西，乃是某种由人类而不是由大自然所做出的事情时，问题就是另一回事了。自己国家的武装力量的存在－－每个国家都这样断言－－是要防止别的国家的侵略。可是别的国家武装力量的存在－－至少许多人相信－－则是要推动侵略。假如你说了任何话，反对你自己的国家的武装力量，你就是叛国，是想要看到你的祖国沦于凶残的征服者的铁蹄之下。另一方面，如果你为一个潜在的敌对国家辩护，认为武装力量对它的安全也是必要的，你就是在恶毒攻击你自己的国家，唯有罪恶的意图才会引导你去怀疑它那种对和平始终不渝的忠诚。

即使不熟悉博奕论也可以理解这种想法吧，只要有一个国家把它的邻国视为理所当然的敌人，整个地区的军备竞赛就不可避免。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国家军事实力占据绝对优势，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打消周围国家侵略它的念头，然而讽刺的是，这更坚定了邻国加强军备抵消军事优势的决心。在以前的力量均势中，每个国家为自己的安全战战兢兢；经过了军备竞赛，人民的日子没有预想中的改善多少，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成为了军费（以及某些人口袋中的银子），而这个均势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还是没有打破，其实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每个国家都发现它的邻国军力的总和与本国相比更为可怕了。更令人惊奇的是，现在有的国家已经勇敢到了都不必为人类的毁灭战战兢兢的地步了，如果仅仅用勇气来衡量人类的进步的话，这应该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了吧。

只要是一个组织有着一种战斗的目标时，它的成员就会迟迟不肯批评他们的官僚，并且倾向于默认（如果不是由于战争的心态，他们是会要痛恨的）篡夺行为和滥用权力。给了官僚和政府以可乘之机的，正是这种战争的心态。所以官僚和政府在有意地培养战争心态，乃是自然不过的事。

真正到了为外敌所威胁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到放弃某些公民的权利而赋予政府太多的权利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呢？这种危险足以给那些战争没有能够消灭的东西在脑后补上一枪。

在物理学里面有着某种真正的知识，一个物理学家不管拥有什么样的形而上学的信念，都必须使自己适应于这种知识。如果社会科学确有什么知识的话，情况也同样如此。凡是形而上学对于达到一个结论确实有用时，都是因为这个结论不能用科学的方法达到，也就是说因为并没有什么很好的理由可以认为它是正确的。凡是可以知道的东西，都不需要形而上学就可以知道；而凡是需要形而上学来证明的东西，都是不可能证明的东西。

下面的这些话比我原本想说的更让我满意：

“实验乃是最可怜的认识方法，它屈服于物理学上的事实；但对于精神和理性的事实却没有多少人认为自己应当屈服；他们不肯费力去认识这些，不承认这是事实。他们带着自己的渺小的哲学来研究哲学；利己主义想象的一切梦想和怪癖在这种渺小的、自制的、手工业的哲学之中得到满足。……在专门的科学中，恐惧心使不学无术的人不敢妄动（好像并不是这样啊，历史上从来不缺勇敢地暴露自己无知的人）。在哲学中情况正好相反了，在这里大家都肆无忌惮！对象都是人所熟悉的－－理智、理性、观念及其他等等。每个人都具有巨大的理智和理性，并且有不止一个而是很多个观念。……华而不实的人提出了一些绝对不说明任何东西的问题，因为问题只包含着荒唐无稽之论而已。为了提出有道理的问题，必须对于对象有一些理解，必须具有某种预料未来的远见才成。”

马克思的理论中最需要改正的问题，就是关于生产方式变革的原因。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作为基本原因出现的，而它们不断在变革的理由却完全没有得到解释。事实上，生产方式的变革主要是由于知识方面的原因，也就是说，是由于科学的发现和发明。马克思以为，当经济形势需要的时候，发现和发明就出现了。然而，这是一个完全非历史的观点。
阿基米德以后的6个世纪里的经济状况是应该使科学工作很容易进行的，然而恰恰是文艺复兴以后科学的成长，才导致了近代的工业。经济过程中的这种知识方面的因果关系，并未被马克思充分认识。

历史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观察，如果精心地选择事实，就可以发明许多普遍的公式，这些公式都有充分的根据表明自己恰当。

“不要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历史：
每一论题大体都先有了一个结论或意念，这个结论或意念是由他们奉为神圣的主义思想推演出来的，然后拿这个结论或意念作为标准，在史书中搜录与此标准相合的史料，来证成其说。
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集资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史料来证成其主观的意念，何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中国历史通论》

你可以说，女人是祸水，因为商、周、陈、唐、明、清好几个朝代的历史事迹都可以支持这个论点，而且听上去蛮像那么回事；你也可以说，因为缺少尚武精神，中华民族注定落后，有了尚武精神国家和民族才能够强大，而且似乎上至殷商下至民国都可以拿来作证据－－看上去当然是这样，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是身在匈奴或者突厥的国度呢？就是在国际上也是一个叫做美利坚的国家而不是叫斯巴达的城邦在单极独霸吧。如果汉朝被北方的蛮族消灭，还有人会提到尚武么？恐怕只记得黄老学说或者董仲舒？究竟是因为尚武而占据优势还是因为获得最终胜利才被认为是尚武精神的体现呢？有的人在收集史料分析史料进行推论的时候究竟有没有漏洞呢？

历史研究不是一般的历史学爱好者想象的那么简单，也许他们以为最困难的要数艰苦的考据工作，而其实减小自己主观观念的影响才是最难办的。

历史学所能够做和应该做的，不仅是要为历史学家们而且要为所有那些受过教育并且具有开阔眼界的人，表现某种精神气质，即关于当代事件及其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的某种思想方法和感觉方式。

所谓“具有历史眼光的人”在看待问题的角度和行事风格上，应该是不同于常人的吧…这样的人所展现的一种精神气质应该是因眼界更为开阔自然而然的表现出的一种自负吧。

有一种古老的说法，认为悲剧起源于傲慢自大；这种说法虽然是古老的，却仍然是真实的，在每个时代，傲慢反复出现在那些忘记了傲慢总是会导致灾难的人的身上。在现代，人类共同沉溺于傲慢的程度，超过了历代所曾知道的。

更确切地说，傲慢由于那些忘记了傲慢总是会导致灾难的人而出现，却总是发生在所有人的身上。

傲慢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它会带来灾难，更可怕的是，它会让人一次又一次地犯下同样性质的错误，永远也不知道悔改。

在一些人的领导下，并且通过聪明的奴隶们独创性的工作，人们正在共同从事于为自身灭亡作准备这项伟大的任务。

人类如此迅速的发展，并且将发展的成果首先应用于自相残杀上面，似乎就是为了要亲手给自己一个干净利落的下场，还要顺便捎带上其他的无辜的生物，如果人类真的灭亡在自己手里的话，恐怕谁都会这么认为吧。

我不得不认为，如果当权的人都有充分的历史感，他们就会找到一种方法来避免一场所有的人都能看到正在临头、却没有人期望它发生的大祸，因为历史不仅仅是关于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甚至也不是关于这个大陆或那个大陆的一种叙述；它的主题是全人类，即那个奇怪的进化的产物。人类是通过巧妙地控制其他一切生命形式，而且甚至冒着自身巨大的危险，通过巧妙地控制无生命的自然界而兴起的。但是人类尽管聪明，还没有学会把人类大家庭看作是一个整体。虽然人类已经抛弃了丛林生活，却仍然让自己受弱肉强食原则的支配。人类很少能认识到自身的共同任务、人类过去的成就及其将来可能达到的更大的成就。人类不是把自己的同胞看作是为共同的目的而奋斗的合作者，而是看作你死我活的敌人。一个人不管属于哪一派或哪一党，他都相信它体现了最终的和永恒的智慧，而对立的一党则体现了最终的和绝对的愚蠢。对任何一个具有历史修养的人来说，这样的观点都是荒谬的。

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只能够看到要如何将与之竞争的人一个一个的打翻在地，他才能够遍体鳞伤的抢到一星半点残羹冷炙，在他的眼里，生存的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看得见的对手。
我不知道人类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生活了多久，诚然过去的道路走的还不是那么艰难，但是往后人们不得不偶尔学着换一种思路来看待周围的同类。与你死我活相比，合作是迈向更高目标的捷径，也是免于全面毁灭的好办法。希望人类不会在打回到石器时代之前才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抱着“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样信念的，还有都打着正义的旗号指责对方是邪恶的代表的两派人马，在历史上应该是很常见的吧。性质类似十字军东征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也应该是层出不穷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此肯定真理和正义是站在自己这一边，至少他们不是以事实作为根据，因为在我看来，萨拉丁对待俘虏的态度无疑是更接近于“善”的。然而这从来也没有使天主教徒们好好的反思一下，是否该发动下一次东征。

当我由于害怕灾祸来临而备觉苦恼的时刻，我总爱设想世界所需要的是一位先知，他以最深切的同情和警告的声调宣告：人类正在走着的道路是一条错误的道路－－一条把我们的孩子们引向死亡并把一切希望引向破灭的道路－－但是如果人们愿意的话，还有另一条可以寻求的道路，这条道路通向一个比过去曾经存在过的任何世界都更好的世界。
如果这位先知在东方出现，他就会被消灭；如果一位先知在西方出现，在东方就不会听到他的声音，而在西方他会声名扫地。世界不是由个别人－－不管是多么伟大和多么雄辩－－的行动所能挽救的。

向先知寻求帮助并不能说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被拯救的人类很容易陷入盲从，而盲从与骄傲是一样可怕的。只是在灾祸来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先知总比没有的好。可惜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只会指责现状，或者只会画饼充饥，或者只会纸上谈兵，或者是偏执狂人，其言其行根本配不上先知这个称号，就是他们所宣称的另一条更美好的道路，也不比他们列为对比的黑暗前途好多少…

其实如果真的有先知存在的话，在现代的这个世界应该是比以前安全多了，因为这个世界上宣称自己是人类的先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真正的先知可以很轻易的避免一些迫害，只不过他们的言论也比以前更不为众人所知了。

在群体之内，我们彼此之间要比许多动物的物种都更为友好；但在我们对待群体之外的人们的态度上，我们的情绪却是像任何动物一样的凶恶，而我们的智力又能使我们赋给这些情绪即使是最凶恶的野兽也都不会有的那种广度。

人绝对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本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再配合无边的能力，是什么残忍的事也干的出的。一旦将群体之外的同类视为与自己并不相同的异族，那么对付的手段是比对付自己的食物或者天敌更为凶狠和猛烈的－－因为他是同类，所以其智力和组织能力是世上最为可怕的力量之一；因为他不是同一个群体内的成员，因此必然觊觎自己的利益，同时自己也有足够的自由以自己能够想象得到的最惨无人道的方式消灭他。
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尽管是深埋在很多人的心底，但是每次到了某些人的生活受到些许影响的时候，必然会浮现出来，在他们看来，自己脸上半分无光，比那些群体之外数以万计的人的性命更加重要，他们的目光所及只有自己所属的最小的利益集团。

有的人熟读史书，满脑子却只有征杀讨伐刀光剑影，从来不能够从历史里面学到这样一个道理，人类这个种群完全可以用更温和更无害的方式实现一种更有乐趣的生活。

科学进步而没有相应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进步，只可能使犯了方向性错误的技术可能造成的灾难的幅度增加。

另一方面，没有科学的进步，“进步”的道德的基础有可能根本是错误的，越是坚持这样的道德越有可能伤害本来无辜的人，而且还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质疑。我想，如果古代的中国人对性和生育的了解有今天的一半的话，许多妇女是能够免于死亡和残废的，将她们推向火坑的是一种错误的先验的误解以及建立在此误解之上的道德观。

或许上帝并不想要我们理解他调节物质宇宙的那种机制。或许核物理学家已经如此接近终极的秘密，以至于上帝认为是该使他们停止活动的时候了。但是除了让他们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把全人类都灭绝的地步而外，上帝又还能设计出什么别的更简单的方法呢？如果我能想象麋鹿和松鼠、夜莺和百灵都会存活下去，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带着某种宽大的态度来看待这场灾难，因为人类并没有表现出自己配得上作为世界之主。然而可怕的是，原子弹这种可怖的炼丹术，将会等同地摧毁一切生命形式，而大地将永远是一个死寂的泥丸，毫无意识地围绕着一个无益的太阳在旋转。我不知道使这场引人注目的事变可能急转直下的原因是什么，它或许是对波斯湾石油的争执，或许是有关对中国的贸易意见不一致，或许是犹太人和伊斯兰教徒之间对于控制巴勒斯坦的争端。任何一个爱国的人都可看到，这些问题具有着那么大的重要性，乃至使得人类的绝灭要比怯懦的妥协更为可取。

如果要我选择，我宁愿要一个纷繁嘈杂混乱不堪一塌糊涂歇斯底里的蓝色大球球，各种各样的麻烦的人士在上面肆无忌惮天真好奇的生活着，我想这总比一个死气沉沉的泥巴团来的可爱一些，哦，我忘了，也许人类为了爱国什么的理由连这个泥巴团都不会放过。

常常想，如果人类只是自相残杀就算了，六十亿的生命消失了，也许还有其他的生物继续安安静静的生活着，就好像恐龙的灭绝之后生物界依然向前发展着，但是像原子弹或者更高级的武器（我承认我的想象力有限，有的人在开发此类利器的时候永远是那么的有创造力，我禁不住要想他们是否要给那些猜不透自己如何灭亡的人临死前最后的意外惊喜呢？），哈，真是绝妙的发明，能够瞬间将所有不相关的活物全都一同拖进毁灭的深渊（如果与此同时消灭了某地区所有的老鼠蚊子的话，不知道有的人会不会更有那么一点成就感），也不管人家受得了受不了，没想到这些自诩为世界之王的生物就是要全体毁灭也是这么自私的。

“自由”一词有着两种严肃的意义。一方面是一个国家有免于外国统治的自由，另一方面则是公民有追求自己合法爱好的自由。这两者在一个秩序良好的世界里，都是应该受到限制的；但不幸的是，前者是在一种绝对的意义上而为人所接受的。

恐怕罗素也没有料到，现今的世界不但有的国家已经失去了免于外国统治的自由，有的人失去了追求自己合法爱好的自由，而且还有国家拥有了统治外国的自由，有人拥有了追求非法爱好的自由。而那些因此而受到侵害的集体或个人甚至都不会认为如此实践这么一个“严肃”的词语是一件“荒唐”的事儿了。

我坚决相信，民主代议制政府对于那些具有宽容精神并具有为了使之能起作用所必需的自我约束的精神的人们，乃是最好的形式。但是假如它的拥护者设想它可以马上就应用于那些其一般公民都还缺乏它必需的那种平等互让的一切训练的国度里，那么他们就会犯错误了。有一个巴尔干国家，以前曾有一个政党在一次普选中，以一个微弱的边际数字遭到挫败，于是就枪毙了充分数目的对方代表以取得多数，从而恢复了它的胜利。西方人认为这是巴尔干人的特点，而忘记了克伦威尔和罗伯斯庇尔也曾经这样干过。

曾经，民主在中国人眼里看来就等同于投票选举并且少数服从多数。而到今天还有人在论证专制主义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说推广民主就像推销一台电脑，那么只交给用户一块奔腾IV的CPU却不给他一大堆与之配套的猪板淫盘咸湿气…可以说是给了他一台完整的电脑了么？哪怕我是个奸商我都问心有愧……

政府很容易没有法律而存在，但是法律却不能没有政府而存在。我们可以把政府定义为集中一个社团的集体力量的某个组织，它就是由于这一集中而得以控制公民个人并抵抗外国的压力。战争总是政府权力的主要推动者。政府对每个公民个人的控制，在战争中或者在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候，总要比在和平貌似有保障的时候大得多。当政府着眼于抵抗外来侵略而已经获得了权力的时候，只要有可能，它们就自然而然地要使用权力来促进自己私人的利益而以公民为代价。

情势最危急的时候，也是最要担心政府的时候。很多人将学校的政治书说得一无是处，可是我看很多人喜欢引用这一句“用外部矛盾来掩盖内部矛盾”啊。当政府利用公众的民族主义和爱国心挑起一场它所宣称的必胜的战争的时候，我们尤其要注意这一点－－成千上万的人不明不白的惨死的时候，更多的人生活陷入困窘的时候，战争的挑起者们大概在偷偷笑吧。
喜欢《银河英雄传说》的人不妨想一想自由行星同盟宣战的时候那些政客们的心底算盘。

民主政治之被创造出来，是作为调和政府与自由的一种办法。如果任何配得上称之为文明的东西要想存在下去的话，那么政府就是必要的；但是全部的历史都表明：任何一批人被赋予统治另一批人的权力时，都将滥用他们的权力，只要他们能这样做而不受到惩罚。民主政治的意图，就是要使人们掌权的时期短暂并且取决于群众的赞同。只要它能做到这一点，它就能防止最恶劣的滥用权力。

有的人会说专制政府很多时候其效率是超过民主的政府的，但是在我看来，效率远没有防止权力的滥用重要。要知道，用来建设的效率同样也可以用来破坏，而且破坏比建设要容易的多（何况建设越好更有利于破坏，破坏更大却不利于建设），更重要的是，专制政治为少数人服务而损害大众的倾向太强烈了，所以关键是首先要确保全体的力量不会被少数人滥用，在目前看来，民主政治确实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小孩子玩火和刀是很危险的，我们手中的力量就是这火与刀，民主政治则是人类由童年进入少年的途径，只有学会了掌控好自己的力量，才不会为自己所伤。

个人自由的学说在实践上包含两个部分，一方面是，一个人除非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序，否则是不受惩罚的；另一方面是，有一个范围，一个人的行为在其中不受政府的控制。这个范围包括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它往往也包括经济企业的自由。当然，所有这些学说都只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付诸实施。

一个每个人都知道的道理，但是实践起来却那么难。

当权的人以及那些拥护他们的群众，应该把维持自己的生存看得比要使自己的敌人死亡更加重要。人们或许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很崇高的或者很困难的理想，然而这却是一个迄今已经证明是超乎人类智力范围之外的理想。

我不明白为什么和什么时候承认自己渴望生存超过渴望敌人死亡成了一件羞愧的事情，是否是因为有的人将自己坚持的观念强加给那些尚留恋生活的人呢？可是奇怪的是，那些认为抛弃生命乃是一种美德的人有不少只在鼓励别人去送命的时候才持此观点，当然我并不是说自己愿意去送命或者受苦的人就有权利要求别人也同样去送命或者受苦。

圣者们摒除感官的快乐，然而却不摒除一切快乐。心灵的快乐被认为高于肉体的快乐；而心灵的快乐之中有一个很高的地位则被分派给了对于异端们和异教们今后所会承受的永恒折磨的欣赏。苦行主义的弊端之一就是，除了感官的快乐而外，它看不到别的快乐的危害；然而事实上不仅是各种最好的快乐，同时也还有各种最坏的快乐，都是纯心灵的。
苦行主义贬斥感官的快乐，并没有促进友善或宽容，或一个对人生并不迷信的旁观者会引导我们去期望的任何其他德行。反之，当一个人折磨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这就给了他折磨别人的权利，并且使他倾向于接受任何可以强化这种权利的教条体系。

我一直很奇怪的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要将食欲、征服欲、性欲种种欲望，或者人的各种需要划分得如此明显（或者是如此混淆？），以至于他们毫不犹豫的享受着一种需要的满足的时候，可以坚决地制止其他人满足另一种需要。他们将一种欲望说成是万恶的源头，自己却又沉浸在另一种本质上并无不同的欲望海洋中不可自拔，这难道不是很难令人信服的道理么？
借用赫尔岑的话来说，他们“认为自己的个性具有无限自由的权利，他们同时又剥夺了所有阶层的人们的一切生活条件；他们的自我牺牲就是利己主义，他们的祈祷文就是贪婪的请求……自制于无过的享受，但又纵身于荒淫无耻；盲目地顺从但又无限地放任。……生活从来也没有跟言论对立到如此的程度，用形式主义、诡计、自我陶醉安慰自己的良心。”
难道同样是人类的本能，就因为禁绝某种欲望不会造成死亡，这种欲望就理当被禁止么？有人想过有时候这样的滋味比死亡更难忍受么？而且如果只是自己实行倒也罢了，为什么一定要强加给所有的人呢？难道可以以拯救人类为名泯灭人的天性么？

还有一种想法，似乎认为禁绝一切欲望的生活才是理想的生活。那是某些人个人的事务，如果欲望真的让某些人烦恼，这么想也未尝不可，但是这种人要是用强力的手段迫使大家都相信那种比原始人更单调乏味无聊苍白的生活是更高质量的生活，那就太霸道了。与了无生趣和没有想象力的人谈话和生活已经够使人痛苦的了，我可不希望自己也变成那种人。
世界就像个大水潭，将石子投入水中泛起的涟漪就是我们的生命，生命是一种有规律的波动，而不是投下石子之前的一潭死水。好不容易来到这个世上，正当趁着这短暂的“动荡”时期好好体验生命的欢乐与痛苦，成功与失败，沉重与轻松，激烈与舒缓嘛，要是把自己裹得像个粽子一样的与外界隔绝，自觉和不自觉地自虐和互虐，生命有什么意思？等到荡起的波纹重新化做死水一潭，就要永远的当粽子了……

假信仰的最强而有力的根源之一，就是妒忌。
我们易于妒忌的最不幸的结果之一，就是它造成了对经济自利－－无论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的整个观念的错误。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某个城市里有若干屠夫和面包师等等，有一个屠夫认定，如果他能把所有其他屠夫都搞垮而自己变成一个垄断者的话，他就会弄到更大得多的利润。他用系统地低价售出的办法达成了他的目标，尽管同时他的损失几乎耗尽了他所掌握的资本和贷款。同时，另一个面包师也具有同样的想法，并且遵循它达到了类似成功的结局。在每一种以向顾客售货为生的行业里，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每一个成功的垄断者都在幸福地预期着要发财，但不幸的却是，被搞垮了的屠夫们不再有力量够买面包，而被搞垮了的面包师也不再有力量买肉。他们的雇工们都不得不被解雇并且都到别的地方去了。结局便是，屠夫和面包师尽管各自都享有独占，但他们比起他们在以前的日子里售出的东西更少了。他们忘记了，当一个人可以受到他的竞争者的损害时，他却受惠于他的顾客们；而当普遍的繁荣水准增长时，顾客们就会越多。妒忌使得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竞争者的身上，却全然忘记了他们繁荣的那方面是有赖于顾客的。
把这个城市换成全世界，把个人换成国家，于是你就可以看到今天人们普遍在遵循着的那种经济政策的一幅完整的图画了。每个国家都深信不疑，自己的经济利益是和每一个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相对立的，假如别的国家沦于匮乏，则它自己就必定会获利。
目前全世界风行的经济民族主义的全部哲学都是基于一种假信仰，即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必然是和另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相对的。这种假信仰，由于产生了国际的仇恨和竞争，便成为战争的一个原因，而且还以这种方式倾向于使它自己成为真信仰，因为一旦战争爆发，各国利益的冲突就只能是变得太真实了。

有的时候增强自己的实力并不一定非得一味地削弱其他所有人的力量，在经济方面更是如此。很多事情并非如加减法那么简单，那些只知道做军事和经济实力加减法的人应该了解这一点吧。

造成了在政治上有害的假信仰的另一种情绪，就是骄傲感－－对于民族、种族、性别、阶级或信念的骄傲感。
一个大国的民族骄傲感在根本上像一个小小国家的民族骄傲感一样是没有道理的。
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优越感，是很难有任何很好的理由可以相信的。凡是这种信仰得以延续的地方，都是靠军事的优势来维持的。只要当日本人是胜利者的时候，他们就对白种人心怀鄙视，而这又是当他们是弱者时，白种人对他们鄙视的报应。然而有时候，优越感和军事威力无关。希腊人看不起野蛮人，哪怕是在野蛮人的作战能力超过他们的时候。
托马斯·阿奎那在附注里面说过，男人比女人更有理性。就我来说，我看不出这一点有什么证据。某些少数人在某些方面有着某些合理性的微弱闪光；但是就我的观察而论，这类闪光在男人中间并不比在女人中间更为常见。
另一种优越感就是阶级的优越感。
阶级区别的消灭还远没有完成。既然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所以人人都以为社会上并没有地位在自己之上的人，但是他却不承认也并没有地位在自己之下的人，因为人人平等是只适用于向上而不适用于向下的。只要当人们以一般的台词来谈论时，在这个题目上就总是有一种深沉而又广泛的虚伪性。他们真正所想的和所感到的，我们却可以从阅读二流的小说里发现：出身贫寒乃是一件可怕的事。
对信念的骄傲感，乃是同样感情的另一种变形。在整个中世纪，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对于对方的罪恶是深信不疑的，他们不可能怀疑自己的优越性。

据我所知，有的人对于所有的外族（随你们怎么理解这个概念）都有一种似乎是理所当然的骄傲感，这不同于那种民族自豪感，两者有很大区别。有的人认为一些外族，尤其是所有的日本人、韩国人、东南亚人等等，和愚蠢、残忍、忘恩负义、狭隘（能够想到这样词语不知道算不算抽自己的耳光）、唯利是图、不守信用等等这样的贬义词有必然的联系，而这种“必然的联系”又成了将这些“异类”贴上不道德的标签的理由，进一步更成了侵犯其利益的最佳借口（当然这样的妖魔化并非国人的专利）。不幸的是，实际上我们自己也不比其他人纯洁善良多少，其他的不说，多个朝代对高丽和南方少数民族的多次征讨就很有代表性，以带有偏见的道德评判作争斗的借口，不如先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多做些得人心的事。
其实说白了，大部份这样的心理背后的根源乃是利益的冲突，只是很多人不愿意说得这么赤裸裸罢了，和国家民族挂上钩更容易获得支持，这大概能够和一个叫做“虚伪”的词语相联系了吧。

对信念的骄傲感如果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顽固和最有可能为害的，那么也差不多了。没有足够的事实根据却能够建立坚不可摧的信念，更多的是用来和同样坚不可摧却与之冲突的另一种信念争夺信徒，而不是优先为大众谋取福利。持不同信念的敌人正可拿来抵挡一些疑心较重的信徒的质疑，自己的错误正可由敌人来承担责任，而信徒们必须首先支付自己的一切，有可能是他的生命，然后才有权责问为何他们得不到应得的恩赏，如果他们还能够责问的话。